德意志第二帝国简史
用一种极简的方式来划分民族主义的类别可以将其分为两种：“法国式”民族主义和“德国式”民族主义。“法国式”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在人与人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人们因相同的价值观、政治目的亦或文化认同而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归属感，而因归属感效忠于自己所处的集体。因此对“法国式”民族主义者来说，在保护自己价值观这一问题上，面对法国本土的暴君和来自英国入侵者的抗争并无分别。在对待外来者的问题上，只要你认同法兰西基本价值观，不论你出身何处都能成为本民族的一员。
从历史的角度看，德意志民族主义诞生于与法兰西民族主义运动的对立。在十八世纪晚期，德意志民族意识已被黑格尔、阿恩特、格林兄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唤醒，并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而当德意志在拿破仑战争中陷入存亡危机，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号召的工具，作为团结大众的旗帜而彻底树立起来，形成一种危亡时刻非常牢固的防御性民族主义。这种防御性民族主义推动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也为后世的德意志帝国走向深渊留下意识形态层面的动因。
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和会外交结果让希望在战后德意志地区实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极为失望。由于奥地利帝国担心自己丧失中欧的主导地位，在和会上将德意志地区的各个邦国整合到自己主导的德意志邦联中。从好的方面来看，邦联的形式没让德意志倒退回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但就实际而言，德意志邦联的中央集权程度并不比共同防御协定更集中多少。
对位于德意志东北角的普鲁士王国来说，维也纳和会也并非没有取得其他有价值的成果。位于中欧欠发达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的奥地利帝国大大方方地将有较高统治成本的莱茵河流域划给了普鲁士。在这一区域在后世形成了赫赫有名的鲁尔工业区，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煤田之一，流域上的亚琛和萨尔也蕴含丰富的煤矿，在科布伦茨储则富含大量铁矿，其他如铅、锌、铜等工业金属储量也十分丰沛，这给普鲁士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在当时，利用这些资源唯一的难题在于分得这一片土地后普鲁士的版图变成了东西互不相连的两部分。为了整合经济，普鲁士在1834年将夹在普鲁士中间的小邦国拉入了以自己为主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北德意志地区的大片市场全部统一起来。这为普鲁士日后在经济上的统合，进而整个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助推力。
1840年即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形象是一个又肥又丑，毫无领袖魅力的新国王。不仅在决策上缺乏长远目光，拙于演说和交谈，而且政治立场上坚持君权神授，与当时兴盛的自由主义思潮形成强烈对立。与此同时威廉四世的弟弟——日后会成为第一代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威廉亲王非常喜欢出兵介入国内的各种暴动和游行，以流血和暴力镇压骚乱。这对天残地缺同时激起了国内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反感。19世纪的原始工业化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剧烈冲击，而在1844年到1847年普鲁士又遇上了大规模农作物歉收，经济结构激烈变革之时又恰逢大灾，国民生活的困顿被一举点燃了。普鲁士爆发了与过去的游行示威不可同日而语的1848年自由主义革命运动。人群包围了位于柏林的王宫，威廉亲王又如往常镇压骚乱一样对着示威人群开火，但不同的是，这次人群没有四散奔逃，而是选择组织起来，按纪律继续向着王宫逼近。随着示威群众与普鲁士宪兵队的对抗阵线一步步地逼近柏林城市宫，内心恐惧而手足无措的国王选择了示弱。他既没有选择和革命代表谈判，又没有下令停止镇压，而是做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威廉四世选择身披革命者的旗帜——也就是现在德国的三色旗，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来。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使政治气氛迅速活跃起来，国民对王室的敌意消散了许多。不久，全德制宪国民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人们开始谋划德意志统一大业。哪怕是在2月刚刚在伦敦发表完对封建君主和资产阶级都大逆不道的《共宣》的马克思也受到浓厚的乐观主义影响，一度决定返回德国。然而这些只是保守主义当权派对风头正盛的革命运动的暂时容忍与退让。到了1848年秋天，威廉四世就将普鲁士国民议会驱逐出柏林。陷入严重分裂的全德制宪国民会议希望威廉四世能够出面主持大局，加冕称帝，以完成政治改革，但威廉四世拒绝了，并公开声称自己不会接受一顶“从革命的种子里长出的”皇冠。到1850年，全德制宪国民会议因内讧而解体，革命者起草的各种地方性或全国性的宪法都被削弱或彻底废除。
奥托·冯·俾斯麦出身容克贵族。在184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国外召开普鲁士议会后，俾斯麦被要求代替另一位因病无法出席的代表履职，刚来到议会的俾斯麦马上就被这段唇枪舌剑的环境吸引住了，并展露出少有人及的从政天赋，他在议会的演讲中展现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和毫不妥协的极端保守主义主张，让在场的众人印象深刻。当1848年革命爆反时，俾斯麦迅速武装起一群农民，打算前去柏林支援国王。但在听说国王居然开始与革命者一道游行之后，又迅速站到了国王的对面去。俾斯麦在威廉四世游行过程中试图说服威廉亲王的妻子支持他的政变计划，并将威廉亲王扶上王位。这一举动过于激进且耸人听闻，以至于无论俾斯麦现在或是威廉亲王即位后表现如何，这位王妃始终对俾斯麦都毫无好感。在革命浪潮被掩盖后，俾斯麦又开始致力于恢复国王权威。为感谢俾斯麦的运作并让好钢留在刀刃上，威廉四世将他委派到德意志邦联议会中出任普鲁士代表。
1861年，威廉四世驾崩，他的弟弟威廉亲王继承了王位，成为了后世著名的威廉一世。随着当时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核在1848年革命后普及开来，其逐渐不再被视为大学生和激进派的妄想，甚至开始被统治精英阶层所接纳，自由派开始在投票制度上偏向上层阶级的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威廉国王不得不向自由派表达合作的意愿，将极端保守派的旗帜人物俾斯麦支离了柏林政坛。俾斯麦先后被派往圣彼得堡和巴黎担任外交使节。保守派的核心俾斯麦走后，不得不独自与自由派进行政治博弈的威廉国王心力憔悴。一份在1862年提交议会的陆军改革计划因为被自由派担心改革后的陆军成为政府压迫工具而被反复提案、否决。客观来说，这份陆军改革是必要的，在1850年的普奥冲突和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都表现得差强人意，而且这份计划中将军队职业化的改革历程也是保证军队战斗力，并在未来会成为所有国家共识的举措。而在当时，斗争意志濒临崩溃的威廉国王已经无心再纠缠下去了，并且竟然开始考虑将自己的王位让给立场偏向自由派的儿子以回避冲突。留在柏林的保守派人士迅速给俾斯麦发出形势告急的电报：“再拖下去就危险了。快回来！”
在回到柏林与威廉一世的长谈中，俾斯麦充分发挥了自己锤炼多年的语言能力。据记载，俾斯麦声情并貌的演说将国王说得潸然泪下。威廉一世询问俾斯麦是否愿意协助自己拯救普鲁士，俾斯麦随后向他许下了无条件效忠的誓言。1862年9月23日，俾斯麦依仗着国王的信赖和依赖，出任普鲁士王国的首相。
俾斯麦就任首相后，立刻着手解决短短几天就把威廉一世逼到边缘的陆军改革问题。在9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铁与血》演说，宣称就算自己没有取得议会的许可也将继续推行陆军改革计划。俾斯麦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演说，通过扬言自己的正确性来为自己的违宪行为辩护，顶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推行着自己的计划。哪怕到了1866年，俾斯麦都坚持在议会拒绝通过预算的状况下推行改革计划。最后，普鲁士议会终于让步了，承认俾斯麦之前为陆军改革而在军费开支上的合法性。而议会的让步换来俾斯麦所做的妥协是什么呢？仅仅只是承若以后不再做这种事。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对笔者而言，只能将整个事件简单看作是俾斯麦高超政治技艺的结果之一。
此外，在统合分化敌人的手段上俾斯麦也表现得令人惊叹。俾斯麦使尽浑身解数，吸引了早期社会民主主义重要人物斐迪南·拉萨尔来与自己进行对话。双方有过几次会面，并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交谈。虽然双方在公开场合对交流内容秘而不宣，但很快就有许多流言传开了。在政坛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派一直是对抗保守派的盟友。自由派们得知社会主义者与俾斯麦多次密谈后自乱阵脚，无论是福肯贝克领导的进步党自由派，还是芬克领导的民族自由党中，俾斯麦的政治障眼法制造出了孤立无援的绝望气氛。哪怕斐迪南·拉萨尔反复在盟友面前承诺忠诚也不管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越来越难以在保守派的政治攻势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
外交上俾斯麦也施展了类似的计谋。他于1852年与在法国称帝的拿破仑三世结下了不错的交情，又在1862年在伦敦会见了英国的反对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并公开谈论普奥之间角逐德意志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1863年，沙俄镇压波兰的“一月起义”时，俾斯麦毫不犹豫的给沙俄提供支持，双方在2月达成协议联手打击波兰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从结果上看，波兰起义的全过程只发生在俄国境内并完全由沙俄军队镇压。但普鲁士内阁却因此得到了心怀感激的俄国政府的好感。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声明只要欧洲协调体系良好运转，就不会反对普鲁士势力扩张。在德意志邦联其他成员国看来，新兴强国普鲁士不但拥有焕然一新的军事力量，还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当奥地利在1863年晚些时候，终于迟钝地意识到了俾斯麦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试图推动德意志邦联制度改革时，俾斯麦已能轻松反制奥地利的各种举措。
到了1866年，万事俱备，俾斯麦决定与奥地利帝国摊牌。当奥地利提议邦联议会重新考虑先前一项事关普奥两国领土争端的提案时，俾斯麦指责奥地利的提议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并在1866年7月派遣军队悍然进入奥地利管治的地域。普奥之间的火药桶就这么被点燃了，然而短短几周之内，这场决定谁能在德意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普奥战争就决出了胜负。陆军改革之后的普鲁士军队摧枯拉朽地击溃了奥军的主力。俾斯麦在战后清算时也展露出了远超拿破仑的外交技巧。普奥之间缔结的《布拉格条约》，大体上没有损害奥地利的利益，却让普鲁士吞并了夹在本国东西部之间战时支持奥地利的大邦国。从今往后，普鲁士王国的东西领土连成一片。同时，普鲁士宣告德意志邦联已被解散，并且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取而代之。至此，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的主导地位被彻底终结，北德意志形成了一个具有紧密经济合作和邦国之间共同防御为基础的坚实政治联盟。
事先，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担保自己只想在美因河以北重建一个松散的邦联，这个许诺换得了法国在德意志战争时的中立。事后，法国面对在普奥战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普鲁士迅速警惕起来。法国态度的微妙变化并没有被政治嗅觉敏锐的俾斯麦所忽视，俾斯麦迅速在1867年公开了自己与南德意志各邦之间缔结的秘密防御协定，来自腹地的威胁让伺机复仇的奥地利投鼠忌器，德意志大部分邦国之间的共同防御协定也对在外面虎视眈眈的法国发出了强有力的威慑。俾斯麦并没有因为一场大胜而放慢自己的脚步，相反，他很清楚以德意志现在的力量，想要追逐英法的先发优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战后的普鲁士继续推行着俾斯麦的改革。在邦联内部，俾斯麦开始致力于强化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俾斯麦主持编篡的宪法认可了一些革命理念，缓和了与革命派之间的矛盾。赋予全体男性公民选举权，允许国民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引入刑法典，规范贸易活动，统一了各邦国的度量衡。
1870年，空缺了两年之久的西班牙王位被正式授予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霍亨索伦家族是德意志历史上重要的统治家族，其影响力贯穿了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王国及德意志帝国的多个历史阶段。法国所接壤的另一个欧洲大国西班牙的王位再落入霍亨索伦家族对法国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为如此法国就会被普鲁士能外交影响到的国家包围。为此，拿破仑三世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过，霍亨索伦家族若是敢继承西班牙王位，就意味着战争爆发。殊不知，这个战争威胁正中俾斯麦下怀——如果法国以看似主动的理由对普鲁士宣战，德意志防御性民族主义就会被掀起，整个德意志就能在普鲁士的主导下凝聚起来。
引发战争导火索的是俾斯麦一手炮制的“埃姆斯电报”事件。法国要求威廉一世撤销利奥波德亲王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资格，保证霍亨索伦家族永远不会染指西班牙王位，并公开宣称自己无意冒犯法国尊严。威廉一世让俾斯麦起草一份措辞恰当的回电，既要维护普鲁士尊严，也要安抚法国，缓和气氛。可问题是，利奥波德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本来也是俾斯麦外交运作的结果，俾斯麦一开始就想利用这场风波挑起战争，他起草电报时违背了国王的意志，故意采用了非常强硬的措辞，并将这份轰动性的电报内容透露给媒体。愤怒的法国民众呼吁拿破仑三世立即采取行动，最终拿破仑三世在国内压力下不得不在1870年7月19日正式宣战。
这就是著名的普法战争。在外界的眼中，当普鲁士首相在乡间的别墅休假时，法国的态度越来越过激，最终主动点燃了战火。这样，不仅南德意志诸邦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屈辱记忆再度被唤醒，防御性民族主义再次被点燃，国际上也没有其他欧洲国家愿意支持法国。普军蓄谋已久，战争计划周密，兵员充足，动员集结迅速，而且他们的装备还优于法军。而法军这边战争计划匆忙，军队编制不合理，同时间深陷殖民战争中也让法军动员集结缓慢，政治斗争让前线指挥官相互掣肘，后勤供应落后。不出意外的，法军在普鲁士的兵锋下惨败。在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下，俾斯麦抓住德意志全体这短暂而珍贵的团结友善，将德意志各邦元首召集起来商讨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最终，在战胜宿敌法国的背景下，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帝国成立的狂欢席卷了德意志的每一个角落。
军事上辉煌的胜利并不能掩盖新生帝国的内在矛盾。如何才能在不折损普鲁士霸权的情况下将25个邦国留在帝国内？如何才能不威胁精英阶层的决策权同时运作民主政治？俾斯麦的后半程政治生涯一直试图巧妙地平衡。德意志帝国就是在战争中淬炼出的西欧第一大国，虽然俾斯麦不遗余力地试图让怀疑者相信这是一个追求进步、爱好和平的国家，事后看来纵使是天纵英才也不免在架构中留下种种缺陷。首先，各方利益团体是政治运作下走到一起的，不是枪杆子中诞生的政权势必要对所有的利益团体采取怀柔政策。俾斯麦迫切需要普鲁士在新生的帝国中保住主导地位，因此，俾斯麦设计了一个由普鲁士国王永久兼任德意志帝国皇帝的两院制议会体制。在被称为联邦参议院的上议院中只需14张反对票即可否决一项提案，而普鲁士则拥有17个席位。皇帝负责批准立法且作为军队最高统帅，实质上奠定了普鲁士的统治地位。而在被称为帝国议会的下议院，由民选议员组成。下议院没有立法提案权，皇帝也可以任意将其解散。不过下议院掌握着预算表决权，这让日后的俾斯麦大为头疼，不得不常常用泣诉、胁迫和人脉关系等不甚光彩的手段让法案得以通过。
德意志位于欧洲中亚，身处四战之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境内但却无险可守。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被周边各国包围分裂的危险。因此，俾斯麦不遗余力地声称德国的领土诉求已经“饱和”。在未来也必将持续发生的德法矛盾上，俾斯麦将解决问题的思路转向了东方。随着法国经济和政治局势在1870年战败后陷入混乱，俾斯麦抓住了1870年和1815年法国两次战败的相似之处，向俄奥两国重提当年“神圣同盟”共击拿破仑的故事，并在1873年成功与俄奥召开“三帝会议”，对东欧和巴尔干控制问题进行磋商。为此倍感孤立的法国在最后一批德军离境后立马开始了大规模军备重整计划。俾斯麦借力打力，迅速炮制出一触即发的德法矛盾，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暗示德国在法国的军事威慑下会先发制人。最终，法国得到了来自英俄的公开保证，两国不会容忍德国再次入侵法国。在双方相互一轮虚空造牌之后，法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继续在国际外交上纵横捭阖。在和俄国的一系列领土和贸易冲突中，双方的矛盾最终在1879年达到顶点，沙皇给威廉一世寄去一封口吻极为严厉的信，点明指责俾斯麦破坏两国关系。在威廉一世面晤沙皇以缓和关系的同时，俾斯麦紧锣密鼓地和奥地利缔结了共同防御协定，后来意大利也加入了，形成三国同盟。拜于俾斯麦高超的外交水平，沙俄在三国同盟形成的前一年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形成三帝同盟。俄奥在巴尔干问题上彻底破裂后，俾斯麦又偷偷与俄国签订了一份《再保险条约》，约定德俄两个任意一国被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都将保持中立。这份文件被高度保密，以免引起法奥两国的不满。1888年威廉一世驾崩时，德意志已经深深嵌入了复杂而又脆弱的秩序之中。不幸的是，只有作为国家形象在外露面的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才能分清这些精心策划的外交关系中，哪些是秘密交易，哪些是公开盟友。而只有俾斯麦才能充分掌握各国外交部分和人员的相关信息，并据此在外交事务上纵横捭阖。如此，当新上任的皇帝不愿意让俾斯麦继续操盘这一切时，德意志还算良好的外交环境被毁于一旦……
历史上有很多人如果恰逢其时的死去其风评将会完全不一样。希特勒如果在斯大林格勒前死了，那他就是并肩甚至超越拿破仑、凯撒的战神；崇祯如果在崇祯十一年死掉，那他就是大明最可惜的救世雄主；唐玄宗要是在安史之乱前驾崩，他就是比肩太宗和盛世明君——毕竟安禄山造反前玄宗可以一道诏书把安禄山叫道长安，你说玄宗压不住安禄山谁信呢？而那些没有活到问题爆发的关键人物，则是历史上真正的幸运儿。比如南朝鲜的朴正熙，晚年的倒行逆施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意外的除虫射日，没让他活到光州事件前后，导致其后世风评还不错；还有明朝的朱由校，如果再活十年二十年，明朝的亡国之君妥妥的就是他，亡在天启帝手上的明朝也不会赢得那么多同情，也不会有人念叨阉党救国论了。
当后世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大部分是以他一生的功绩和重大事件为准绳的。但凡是都有一体两面性（无端幻视），一种功绩的诞生背后往往有着诸多成本和潜在问题，但只要问题不在这个人生前爆发，那就是后世继任者中谁任上爆发就是谁的问题。希特勒前期连战连捷，但陷入的单挑全球的战略被动；崇祯能勉强按下起义的农民军，但沉疴难起的明朝已经民心尽失；安禄山早有反心，玄宗死不死都阻挡不了他的造反。正因为这些人多活了几年，让大家意识到——哦，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那笔者会如何评价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呢？威廉一世的长寿已经超过很多人的预料了，德意志帝国诞生时已经74岁了。当时宫廷人士普遍认为，威廉一世没过几年就会将皇位交给立场偏向自由主义的皇储。但随着威廉一世在皇位上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威廉一世的孙子成长到能表达自己政治立场了。年轻的皇孙毫不避讳的对父母自由主义思想的鄙夷，让俾斯麦很早就开始了辅佐威廉二世的准备。1888年威廉一世驾崩后，其子在位短短九十九天后也因同样的喉癌离世。年轻的威廉二世对自己的个人魅力极度自负，认为自己仅凭人格力量就能获得全体国民的爱戴和尊重，他并不理解俾斯麦在帝国内政外交上所付出的努力，而这些努力谋划才是维系帝国统一强盛的真正基石。要命的是，当年的帝国宪法完全是按照威廉一世和俾斯麦之间信赖和相互依赖上设计的。当威廉二世与俾斯麦在各个问题上均出现重大分歧后，威廉二世在外交部集结起军政核心，当众宣布撤回对这位宰相的所有支持。至此，德意志帝国向着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方向狂奔。
很多人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用“去个人化处理”——二战爆发的原因是《凡尔赛合约》的埋雷，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一战爆发的原因则是帝国主义竞争、主要国家间矛盾剧烈和导火索萨拉热窝。在更加细化的研究中，普鲁士宫廷兴盛的军国主义文化，世界上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焦虑不安的氛围则成为了德国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威廉二世那幼稚世界观，孩子气一样的性格，让他成为了被实质掌权者控制的玩具。然而，这种叙事未免有些简单，也大大低估了威廉二世个人性格对其政治行为的影响。先天的左臂活动缺陷助长了他对一切尚武、浮夸的偏好，他即位后的举措显然想将德国打造成一个以强有力的皇室统治为核心，科技水平军事力量领先全世界的国际。诚然，指责威廉二世大规模扩充军备和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挑起了世界大战是偏颇的。但既然从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手中接过皇冠后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他就应该为这种可能性负责。
在俾斯麦时期，德意志的经济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船。内燃机、电力和医药技术纷纷突破实用性和商业化的难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1890年至1895年，工业产值的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一。1880年到一战前夕的出口总额从29亿马克增长到109亿马克，造船业占据了全球产业总值的十分之一。经济上飞速发展的同时，其他许多部门被甩在了后面，庞大的非技术劳动者阶层不断壮大。1913年公会总人数已经达到300万，社民党也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成为政府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同时，农村人口成为了德国社会中被忽视的少数派。机械化农业、新型化肥和农技革新不断推高产量的同时也严重压低了农产品价格。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精英地主阶层抗拒社会文化变迁，将封建的生活方式视为自己必须捍卫的传统，抵制“暴发户阶级”带来的资本主义文化，拒绝采纳工业革命带来的管理方式、创新技术和投资策略。大批农民受到严重压榨，农业生产陷入封建传统和大规模生产的夹缝中。新旧精英阶层都抱有经济扩张的动机——工业资本家担心国内产业扩张超过原材料供应限度，容克贵族需要消化过剩的农业产能。两个群体建立了泛德意志联盟，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纲领，将英法殖民帝国视作目标，主张德国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帝国。这完美迎合了威廉二世挑战英国的想法，还可以用更多经济论据增强自己说服力。
在俾斯麦和与威廉二世唱反调的继任者下台后，威廉二世将极端保守主义者和阿谀奉承的亲信送入政府要职。这个集团被称为“廷臣党”，核心人物是1897年成为外交大臣的比洛。他就任后不久就和时任宰相的霍恩洛厄约定，前者在幕后运作所有事务，后者则在宰相位置上尽可能的充当门面。从1897年到1914年，比洛在威廉二世的支持下推动了全面的海军扩军政策，令德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海上强权。然而，仅靠亲信执掌政府部门并不能为皇帝开创君主制的新时代。无论政府长官如何更替，预算和立法始终不能绕过帝国议会，如果这时候威廉二世强推集权专制，德意志各邦之间脆弱的联系就会崩溃。此外，虽然“廷臣党”营造了一切取决于皇帝的形象，他们却精美地利用威廉二世摇摆不定，缺乏政治眼光和始终在不安和焦虑的特点，强有力地支配着威廉二世的个人情感和政治判断。威廉二世本希望这些人能够实践自己的意志，殊不知这些人就任后常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反向操纵了皇帝。现在在皇帝眼中，只有“世界霸权”才能成为国内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工人阶级、精英集团和政治反对派一定会对自己俯首帖耳。
其实，德国大部分殖民地都是俾斯麦执政时期建立的。1884年，来自不来梅的商人吕德里茨在非洲西南部买了一块土地，在最终扩张成了南非与安哥拉之间57万平方公里的沿海殖民地。同年，德国还获得了多哥，喀麦隆和德属东非。次年，又在太平洋海域获得了殖民地。俾斯麦将这些土地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出于外交顾虑回避了“殖民地”的提法，宣称不鼓励这种民间殖民行为，并采取系统性安抚措施，好让英法相信德国无意在非洲和亚洲与他们展开竞争。
令德国备受争议的，是1898年向清政府租借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的扩张活动。即使只是为了在亚洲拓展一小片殖民地，德国也得大幅提升本国的海军实力。从这一年开始，德国启动了一项大规模海军扩张计划。这些行为显然会影响与英国的外交关系，比洛和威廉二世缺乏俾斯麦那样的外交技巧，无可避免地让德国背负越来越沉重的猜忌和压力。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乐见德国在东亚和非洲开辟军港以制约法国，但也不愿意冒着与法国为敌的风险与德国结盟。德英合作1902年便宣告破裂，随后1904年英法在北非问题上达成协约。1905年，威廉二世在1900年即位宰相的比洛的、劝说下访问摩洛哥，然后声称愿意对当地苏丹给予全面支持以脱离法国控制。他本以为这种做法能够削弱法国在北非的势力，英国会乐见其成，但一年后为解决摩洛哥问题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除奥匈外所有的与会国都支持法国。最终，“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坐实了德国插手非洲事务的野心，巩固了英法协约。随着意大利和俄国加强对法合作，德国在外交上愈发的孤立了。
比洛继任之初就面临着困扰着威廉二世的问题，即随着社会民主党在议会的势力不断增长，快速膨胀的海军预算越来越难以通过审议。为此，政府只有组建一个庞大的政党联盟才能让法案顺利过关。新旧精英阶层都承认，要保护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利益，海军扩张势在必行。因此，只要做出足够的妥协，政府就能为海军争取到大部分筹款。1900年，比洛以俄国疫病蔓延为理由禁止肉类进口，以换取地主阶层在提高粮食进口关税的《1902年关税法案》的支持。但以代表德意志西部和西南小邦国利益的天主教中央党要求当局设立专款为孤儿寡妇提供抚恤，以拉拢不断投奔社会民主党的天主教选民。这样一来二去，虽然政府在关税上的收入提高了，海军军费膨胀带来的财政问题并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缓解。到了1903年，高企的粮食价格令民怨沸腾，所有支持过《1902年关税法案》的政党都失去了不少选票，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上升到了惊人的31.7%。
提高关税缓解财政的努力失败后，比洛将目光盯向了富人阶层。1906年比洛和社会民主党携手压制了保守派，通过了一项包括累进制遗产税的财政改革计划。贵族地主阶层被迫将一部分财产上交，以填补养老金、社会福利和教育普及的开支。为表报复，中央党与社会民主党携手，拒绝在非洲殖民地起义时为相关的预算放行，还要求议会对殖民开支的具体用途拥有话语权。比洛趁着1906年底粮食价格走低、民众不满开始缓和的时候解散帝国议会，提前进行大选。在摩洛哥危机耻辱掀起的又一阵民意浪潮后，是否扩充海军成为关乎爱国主义原则的问题。比洛将这场大选渲染成关乎德国殖民事业的全民公投，社会民主党损失了近半数席位。然而，在1908年《第四次海军法案》引发的预算危机和1909年进一步财政改革引发的分歧中，代表着新旧精英阶层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征税问题上发生决裂。穷途末路的比洛最终在1909年递交了辞呈，由他的副手贝特曼-霍尔维格接任宰相。
即使投入了大量资金，德国仍未能在海军竞赛中赶上英国。反而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引起了猜忌和愤怒。1912年贝特曼-霍尔维格终于叫停了海军扩张计划，试图与英国交好，但为时已晚。英国已无法从与德国的联盟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失不少利益。德国海军规模虽大，却不足以对英国构成严重威胁，而已经与英国结缔协约的法国和俄国重要性也高于德国。德国在殖民地的建设上缺乏经济效益，为维系殖民地而打造的庞大海军也无法获得相应回报。最终，以其他大国背心离德、内部党派分歧加剧和火烧眉毛的财政灾难为代价，仅为德国换来了意义不大的殖民地和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海军。
从即位之初，威廉二世就注定丑闻缠身。威廉一世深知现代国家中君主的职责的扮演国家代表，而专业的工作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打理。威廉二世不但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恢复古代君王的权势和威严，还非常渴望公开曝光。他的公众演说不但没有专业写手起草讲稿，也常常缺少计划。最臭名昭著的演说当属1900年在不来梅港赴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德国远征军发表的“匈人演说”：
“你们要攻敌必克！对敌人格杀勿论，不要留俘虏！任何人只要落入你们手中，就没有了生命权。就像1000年前的匈人在阿提拉王手下杀出了长存史册的剽悍名声，愿你们也能让“德意志”之名长存于中国历史，让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敢直面德意志人。”
哪怕是时任外交大臣的比洛也能意识到用大肆奸淫掳掠、吹鼓一场不合法不人道的战争的言论必将激起广泛的抗议和嘲笑。比洛迅速发布了一份修订后的媒体用稿，将整个匈人段落删除。但威廉二世的说法很快经过口耳相传扩散开来，在一战期间英国就将德国人称为“匈人”，为此，比洛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将其称为威廉二世最糟糕的演说。
1907年，一名新闻学工作人士哈登抨击威廉二世及其亲信怀有和平主义倾向，同时指控“廷臣党”等皇帝近臣在利本贝格别墅同性滥交，这群娘娘腔顾问正在误导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这引起了对公众看法敏感的威廉二世的注意，要求法庭以同性恋罪审理被哈登指控的人。虽然最终这些人都被判无罪，但这却让本来很短命的谣言变成了五场司法案件，引起了大量社会关注。威廉二世试图与所有被指控者切断联系——他要求比洛在时机成熟时辞去宰相一职，还与自己的近臣断绝了多年以来的亲密友谊。在失去所有的政治与个人情感支撑后，威廉二世不得不招揽大量鹰派的军方人士称为新的顾问团队。
1908年10月28日，英国的《美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篇威廉二世的访谈，引发了德国民众的众怒。内容是不到一年前威廉二世在英格兰多塞特郡海克利夫城堡中度假时和东道主的谈话内容。东道主将这次谈话以访谈形式整理概括，随即投稿报社，报社按照采编纪律，将一份副本发往柏林确认。当时正因同性恋丑闻而焦头烂额的威廉二世将此事交给比洛处理。当时比洛正在度假，随手将此事交给同在度假的新闻官奥托·哈曼处理。最后这份访谈层层转交，落入一名基层文员手中。这名文员没见过大场面，不敢擅自修改皇帝本人的言论，直接予以批准。这样，这次私人谈话赤裸裸地见诸报端。内容不断有对英国人刺耳的讽刺，宣称英国人是靠他的战略思想才打赢布尔战争，提及亚洲政策主要是针对日本而非英国，还夸下海口，称凭一己之力阻止法国和俄国联手干预英国在南非的殖民利益。就这样，威廉二世凭借一己之力得罪了欧洲大部分国家和日本，整个德国政界和只看见皇帝可能作为帝国内为数不多的亲英派的德国民众。
就这样，威廉二世迎来了彻底的崩溃。1909年至1914年威廉二世没有受任何公众事件的影响，但此时的信心早已一蹶不振。新上任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缺乏干劲，对未来没有构思，也根本不想背负宰相的重负。此时的皇帝既没有从前的导师俾斯麦在侧，也没有多少朋友，只能任凭新崛起的军方势力游说摆布。
1914年8月，萨拉热窝事件后，欧洲各国之间相继宣战。贝特曼-霍尔维格让大部分帝国议员和国民相信德国是这场战争中的受害方，德国被攻击者的形象激起了抗争性的爱国情绪。在当时很多抱有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德国人看来，这场“防御性战争”是强加于德国的试炼，是祖国证明自身实力的良机。很多德国人被战争唤起的同胞之情、民族归属感和防御性民族主义热情所触动，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开战之初获得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支持。帝国议会也受到当时社会上热烈的气氛影响，所有政党都同意对威廉二世起誓“共同面对坎坷、苦难和死亡”。社会民主党领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宣称绝不会在最紧迫时刻令祖国失望。帝国议会还通过了一部《授权法》，自愿放弃一切权力。选举和议事无限期中止，工会承诺战争期间停止一切罢工活动，军方夺取了各个军区的行政权，日常财政事务也完全交给皇家管理。
还在1891年时，就任总参谋长的施里芬制定出了一份可以同时对付法国和俄国的“施里芬计划”。1906年小毛奇接任总参谋长时没有改变其核心思想：如果对法俄两国两线作战不可避免，德国应将首先集中压倒性力量攻击法国，然后将主力转移到东线，对抗规模更大但动员效率更低的俄军。万一在战争中留给法俄充分的反应机会，法军就能顽强抵抗让俄军及时从东面发动攻势。开战后，小毛奇决定动过比利时境内的走廊地带攻入法国以绕过法军在德法边境布置的防线，在此遭遇了比利时军队和英国远征军的顽强抵抗。8月23日的蒙斯战役中，德军作为进攻方蒙受了两倍于英军的伤亡。虽然德军的进攻速度被拖慢，德军还是于1914年9月渡过临近巴黎的马恩河，兵锋直指巴黎。9月日至12日，法军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击退德军，迫使其退到马恩河以东构筑防线。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军的前线堑壕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一战标志性的死亡对峙就此开始。施里芬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俄军动员速度也远超德军想象。本以为俄军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能发动进攻，但在8月1日，俄军便开始向西推进。在马祖里湖区的地形阻隔下，俄军兵分两路，南北各近20万部队进攻德军东部战线。在此危急时刻，两位军界外鲜为人知的普鲁士将领脱颖而出，他们是在一战中立下赫赫声名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1914年8月26日至29日的坦能堡战役中，歼灭了俄国第2集团军，俘虏了4万多人。在军方的新闻审查制度下，兴登堡成为了德国公认的战争英雄。他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甚至超过皇帝本人，满足了一些德国人对“元首”的向往。在之后的1916年，兴登堡成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实际领导者，他与副手鲁登道夫一同攫取了广泛的政治权力，几乎可以无视皇帝、议会以及其他任何势力的意见行事。
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后，德军停止了前进，双方不断尝试包抄侧翼，战线逐渐向北延伸到英吉利海峡。面对焦灼且无解的战线，德国最高统帅部开始采取非人道手段。1915年1月，德军的飞艇开始战略轰炸英国本土；4月，德军向法军阵地散播氯气；5月，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载有近两千名英美平民的英国客轮。这些行动并没有多少军事价值，反而强化了德军的恶劣形象。
1916年2月，德军对驻守在凡尔登地区的法军发起孤注一掷的猛攻，期冀于用一场大捷决定战争胜负。然而，一直持续到12月，德军伤亡约35万人，法军伤亡约40万人，双方皆未取得决定性战果，战线并未因此挪动。这场争夺战在德法两国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帮助凡尔登的法军脱困，一支英国部队进攻了法国北部的德军索姆河阵地，英国指挥官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兵力，就有机会彻底突破德军防线。整场战役最后在11月无果而终。双方在索姆河总共投入兵力300万人，其中共有100万人在此伤亡，最终也未对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为回应西线的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俄军的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洛夫从1916年6月4日以与同盟国军队大体相当的兵力发起进攻。这场战役同样造成了惨痛后果，双方损失都超过了100万人，但俄军却实现了突破，让奥匈帝国遭到重创。惨败的奥匈帝国因此失去继续作战的意愿，试图说服德国与协约国讲和。德国此时并不愿意做出任何有诚意的承诺，同盟国不出意外的在1916年12月拒绝了同盟国的和平提议。
同年德国海军和英国海军在日德兰海战中交火，德军没能成功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在此前德国的视频及其他消费品的供应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短缺。兴登堡建立了一套指令经济体系，以满足“总体战”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在内乏外困的环境下，物资短缺的德国在1916年冬季遭遇了严重的饥荒和寒冷，史称“芜菁之冬 ”。另一方面，德军在1916年的战事中蒙受惨重的人员损失。即使是新闻审查制度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伤残军人出现在后方，越来越多战死军人的妻子收到的致哀信，以及前线前线士兵寄回来的充满绝望的明信片。德国工人打破了工会与政府之间停战的默契，日益恶化的处境迫使他们绕过工会组织起了大规模罢工抗议。为打破不利局面，最高统帅部下令再开无限制潜艇战以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这一决定引发了美国的愤懑。1917年4月，美国下令对德宣战，欧洲的僵局迅速被打破。为应对美国参战，军方进一步收紧了物资配额，结果引发了更加强烈的不满。这一时期帝国大部分议员都呼吁尽快结束战争，但在其他问题上各党派仍然意见不合。天主教中央党只想寻求尽快实现和平，自由党进一步呼吁废除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社会民主党在上述基础上还要求政府推动社会改革。此时，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路线分裂——是与政府合作推动改革，还是发动革命推翻政府。激进左翼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了出去，不愿继续支持政府继续进行战争的较为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意在为战争结束指出方向。就在同一天，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派出托洛茨基与德国议和，试图退出这场战争。1918年3月3日，与苏俄签订合约的德国能够从波罗的海到乌克兰设立广大卫星国的战果。为此，苏俄割让了超过一半的工业产能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如果接受美国的十四点原则，就意味着德国将要失去在东欧取得的大片土地，这是德军难以接受的。此刻，德国的颓势已无法掩盖，十月革命也让精英阶层相信如果战争进行到1918年冬天革命将无法避免。越来越多的中央党、自由党乃至保守派人士都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呼吁停止战争。在国内对当局不满情绪逐渐升温的情况下，德军决定在1918年3月发动最后一搏，力图在战争中保留一些成果。起初，这一反击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德军在西线推进了60公里，俘虏了9万名协约国士兵。但由于后勤补给乏力，不得不停止前进的步伐。7月，站稳脚跟的协约国开始反攻，将战线退回了1914年最开始的位置。10月29日，鲁登道夫亲自向皇帝承认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此刻协约国胜局已定，根本没必要做出任何让步。早在10月14日美国在与德国的外交照会中表示，想要和谈，德国必须先废除君主的“专制统治”。11月1日，在战时被任命为宰相的巴登派内政大臣当面劝皇帝退位，但没有成功。到了9日，战局和政治形式已经刻不容缓，巴登便直接宣布了皇帝退位。此刻正在比利时斯帕的威廉二世本想亲自回国与叛徒对峙，又得知沿途的骚乱者已经占领了几座车站，如果不幸遇到社会主义者，皇帝本人也将有性命之忧。于是威廉二世只得乔装打扮，将目的地从德国改为荷兰，希望能够得到自己的表妹威廉明娜女王的政治庇护。威廉明娜将威廉二世安置在了多伦庄园，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在11月28日正式签署退位声明后，威廉切断了与德国一切正式关系，被迫发誓不再参与政治。
随着威廉二世的离开，宰相巴登成为了德意志的核心领导者。自10月1日起，为满足协约国的停战标准，巴登就对德国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改造。帝国议会被置于政体的核心位置，发起战争、缔约和平的权力归帝国议会和参议院所有，宰相对议会负责而非对皇帝负责。普鲁士三级选举制被废除，选区重新划定。11月9日巴登宣布皇帝退位后，德国的民主化进程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步。11月11日，同盟国和协约国终于停止了一切交战行为，一战至此结束。
1919年1月18日，时年77岁的法国总统克列孟梭在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地——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48年前俾斯麦为了减小帝国建立时来自各邦国的压力而特意趁着取得军事胜利时选址于敌人首都的宫殿，而人生中两次遭遇德国入侵的克列孟梭决心在此拼尽全力彻底消灭德意志帝国。虽然在是否彻底肢解德意志国家的问题上，受到了来自英美的反对意见，但德意志还是不得不失去了大片土地。包括法国势在必得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割给新生的共和国波兰的东部领土，俾斯麦在普丹战争中划给奥地利之后又从普奥战争中获得的北荷尔斯泰因划归丹麦，以及一些给比利时和立陶宛的领土，总共约650万人口和约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到战前10%的人口和13%的国土面积。
在被协约国战略的莱茵河左岸，法国不遗余力的鼓动分离主义浪潮，在南部的巴伐利亚也有独立的呼声。但两者都没有向着法国期望的方向发展。被凡尔赛和约分出去的土地，在未来的二十多年中也有着对德意志很强的向心力。自德国统一起来的48年中，德意志民族主义概念就已经如此深入人心。而作为参照，许多短时间内堪堪完成统一的帝国，如印加、马里和刚果等都有着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在其面对存亡危机时起到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德意志民族之路上一座里程碑，它彻底消灭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体制——废除了皇位，改变了疆界，消灭了军队，但它没有消灭俾斯麦的遗产。德意志非但没有被真正消灭，防御性民族主义反而被进一步深化，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形象也在后人的记忆中更加地理想化，成为闪耀在德意志民族记忆中的永恒篇章，与后来如深渊般的第三帝国形成鲜明的呼应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