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计划经济会挫伤劳动积极性？
先上个人看法：不会。
在此之前，应当先明晰一下计划经济这个概念。
列宁的”国家辛迪加“设想在斯大林手中变成现实，随着两个五年计划推进工业，苏联中央计划的科学性、严密性、严肃性不断得到增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建立了起来，并写入了1936年的《苏联宪法》。此后“社会主义经济=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这一斯大林经济模式成为天经地义，被社会主义阵营奉为圭臬。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1）中央集权化
在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就对企业、车间和工段都实行了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严格遵守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的纪律，工业管理体制逐渐集中化、计划化、行政化。企业实行“一长制”和总工程师负责制，对计划的执行情况承担全部责任。二五计划时期，苏联建立了“人民委员部-托拉斯-工厂”三级管理体制，建立了完整的计划指标体系和一整套的计划编制、审批程序，苏联自此便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制度。政府用一个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归口的中央经济部门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自上而下的进行一元化控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全部集中于联盟中央，由中央计划统一回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根本的经济问题，地方政府不容置喙，企业更是毫无自主权。不只是工矿企业，苏联的集体农庄也和国营农场一样被纳入指令性计划。
（2）管理现代化
列宁一直十分推崇美国的“福特-泰勒制”这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即在企业内部实行科学管理、精细化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列宁认为“应该在俄国研究和传授泰勒制，系统的实行这种制度。”苏联五年计划的具体制度，就是聘请亨利·甘特（泰勒制的忠实拥趸）的弟子沃尔特•波拉科夫为顾问来主持设计的。与美国不同的是，苏俄推行泰勒制，不仅仅是从微观层面来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而是扩展应用到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层面，把泰勒制扩大应用于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体制便是苏式计划经济，它是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力和泰勒制的结合。
（3）计划科学化
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有数理经济学这一严谨的理论基础的，苏联一直致力于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早在电脑时代之前，以解复杂数理方程来求得经济指标最优化就成为苏式计划经济的核心理念。若论计算机在资源配置中的应用，苏联在世界上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在第二代计算机时代，苏联对电脑的运用已经从一般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发展为使用经济数学模型制定最优化计划。苏联的工农业生产越来越朝理性计划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强调生产函数的最优化设定。与宏观经济管理的计划科学化相呼应，苏联企业内部的微观管理也向“科学化”方向迈进。1967 年开始试点的“谢基诺实验”通过优化劳动组织、运用运筹学等科学计划和管理手段，层层分解经济指标，通过物质刺激来实现减员增效。试点期间，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的产值增加了 2 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 倍，减少冗员 1570 人，工人的平均工资增加46.5%。由于效果很好，所以在 1969 年 10 月开始向全联盟推广。当时还进行了兹洛宾建筑包工制、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实验性探索，都是计划最优化在微观经济中的应用。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追求完美的顶层设计，它设想由先知先觉的中央计划管理机构对未来一个时期全国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做出尽可能周密、精细的计划，在计划经代议机关审议通过之后即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其区别于“非计划经济”的特点包括了：中央有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单一制经济结构形式，全国一盘棋，一竿子插到底的科层化文官体制，技术官僚治厂，一长制，严格的规章制度，经济效益至上，追求计划最优化，奉行数理经济学，注重供需平衡，强调逐级核算，采用精确的“数目字管理”。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写道“泰勒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操作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勒制，系统地实行这种制度。”备受列宁青睐的“泰勒制”到斯大林时代就发展成为了“马钢宪法”。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即马钢宪法）与欧美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即福特-泰勒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是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它们的制度设计都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它们都遵循源自“泰勒制”这一科学管理模式，它们都追求通过精细化的生产分工和科学管理来实现投入产出效率的最大化，都奉行经济效益至上，内部实行严密的经济核算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有精细化的劳动分工，每个职工都权责明确、各司其职，执行铁一般的劳动纪律，工人休想坐享其成“搭便车”。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行绩效工资制，有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物质激励，、没有“大锅饭”可吃，这就有效杜绝了滥竽充数的出现。
然而为什么会有计划经济挫伤劳动积极性的印象呢？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弄过事实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苏式计划经济与中式经济有如下几个不同：
（1）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等几个中央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时说：”地方同志对中央集权太多不满意，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灌，而且规格不一，他们的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同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应当“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又在三天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提出：”企业要有点独立王国“在 1958 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毛指出。‘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大批的事放到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的好，要相信他们。”“一个工业，一个农业(本来在地方)，一个财，一个商，一个文教，都往下放。”“地方只要有原料，你就可以开厂，有铁矿、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地方又有地方，省、专区、县都可以搞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的积极性多。”毛主张“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使地方经济能够自给自足，甚至“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这里举一例：由于煤炭资源“北多南少”的空间分布特点，我国自然形成了“北煤南运”的格局。毛泽东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他说“让他（指南方缺煤地区领导人）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就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江苏本来煤炭资源相对缺乏，可地方领导人“偏不信这个邪”，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率领工农兵找矿队，走到一个山头上，一跺脚说，”这里肯定有！”于是就投入建设。陈云后来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相对于苏式计划经济由技术官僚实行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科层化管、中央集权和条条专政，中式则主张“虚君共和”和”独立王国“，期望通过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实现超常规发展。它不考虑产业的合理布局、集约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大分散、小集中，遍地开花、自给自足，鼓励地方搞独立的工业体系。它反对“冷冷清清”的按部就班，喜欢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任由浪漫主义长官意志左右一切，把农民战争中群众运动和带兵打仗的方法用于领导经济建设，采用人海战术，搞“大兵团作战”，通过“插红旗、拔白旗”突击上项目、铺摊子。它权责模糊，对地方政府无约束机制，对职工无激励机制。心血来潮的“突破创新”层出不穷，一哄而上、大轰大嗡，任由群众运动冲击规章制度，使得中央计划形同虚设；它把苏式计划经济批判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把维护计划经济的党内领导人批判为“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奴隶思想”。 人海战术，搞“大兵团作战”，通过“插红旗、拔白旗”突击上项目、铺摊子。它权责模糊，对地方政府无约束机制，对职工无激励机制。心血来潮的“突破创新”层出不穷，一哄而上、大轰大嗡，任由群众运动冲击规章制度，使得中央计划形同虚设；它把苏式计划经济批判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把维护计划经济的党内领导人批判为“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奴隶思想”。
（2）微观企业管理体制
苏式计划经济的精英主义色彩引起毛的反感，早在中共八大前，他就说“一长制毫无疑义是不要了”。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全国的厂矿企业就纷纷以党委制代替了一长制。大跃进开始后，毛多次阐述了他的“不断革命”思想，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搞“技术革命”。提出“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鞍钢宪法”在企业管理上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三结合。时任鞍钢党委第一书记袁振，把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总结为“五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坚持不断革命、坚持总路线和大跃进。冶金工业部迅速在鞍山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
1960 年 3 月 22 日，毛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做出批示，宣告“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毛泽东把推翻马钢宪法、提出鞍钢宪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过去他们认为鞍钢是现代化的，用不着再有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很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 1958 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是第一阶段。1959 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指鞍钢）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这个报告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 年 3 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这是第三个阶段。”
但是，就在毛大赞“鞍钢宪法”后的 1960 年 4 月，受群众运动冲击，全国的钢铁生产却出现了大滑坡，4 月 1 日-20 日的平均日产量比 3 月同期减少了 3400 吨。企业生产中，原本受到一定抑制的弄虚作假、瞎指挥、浮夸风又沉渣泛起，而且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因为无视苏联专家一再强调的遵守工艺规程的主张，鞍山钢铁厂所产钢轨中一级品的比重由 93%降到了 42%。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强迫劳动，又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大批工人得了浮肿病。在旷日持久的“苦战”中，石景山钢铁厂有 27%的工人患上了各种慢性病。
（3）”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计划经济宣扬极端的理性主义，是工业文明时代工具理性无限扩张的产物，它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理论上最优化的“整体设计”，来实现经济过程乃至整个社会运行的“科学化”。用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福特-泰勒式”特大企业——“国家辛迪加”的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基于“信息完全”和人有“绝对理性”的假设，基于历史决定论的先验主义，注重逻辑推演，体现了哈耶克所谓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同时，计划经济高度依赖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技术官僚基于专业知识的决策和管理，精英主义色彩浓重。
与之相反，以群众运动为外在表现的中式经济则欠缺理性精神，富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讲政治而不讲科学，排斥由技术官僚主导决策和管理的所谓“白专路线”，敌视科学管理的条条框框，民粹和反智色彩鲜明，幻想毕其功于一役，超英赶美，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的跃进式发展。
苏式计划经济为实现“计划最优化”而大兴数理经济学，它是区别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苏联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为计划经济的科学运行提供了理论支撑，坎托罗维奇还因此获得了 1975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却因为受到政治干扰而无用武之地，顾准、马寅初、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几乎毫无作为。中国对西方经济学大加挞伐，也没有引进苏联的数理经济学，只引进了承担制度褒贬和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政治经济学。它能批判“封资修”，但却毫无经济理论支撑可言。中式经济既反计划，又反市场，只是跟着感觉走。
通过对比计划经济和中国所谓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相差甚远，只是因为受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制约才会宣称自己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其他答主回答毛时代工人积极性高或者不高，其实对题主而言都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