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下岗潮

  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面临的危机，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走出发展的困境。

  建国以后，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以及许多消费资料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试图以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在农村，农业集体化发展逐渐遇到了困难。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公社千多社员中一个识字的也没有，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极低。在土改和公社确定面积划分耕地时，因为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等科学方式来给农民划分土地。他们能密切联系群众，但组织管理却毫无章法。这也是“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之一——农村生产组织极为粗放，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如农税、统购、征购、剪刀差等各种“以农补工”的手段被推了出来。公社给予社员的各项过于超前的福利的沉重压力也压缩了公社积余。

  建国后由于受“左”的思潮干扰，各项经济指标排名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上不断后移。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为5.2%，到了78年下降为5.0%。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而到了78年中国人均GDP掉到了倒数第2位。改开前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6.66%和67.71%。家庭轿车普及率约为零。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改革迫在眉睫。

  在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外交关系正常化，得到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在此阶段大量引进外资推动国家发展。但由于八二方案执行过度（洋跃进），出于对日本对华长期低息贷款的需求放弃了日本战争索赔，中越边境战争等事件对财政造成了负担，财政赤字问题逐渐加重。同时期取消了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知青返城，待业青年剧增，城市经济危机爆发。以往通过极度压制消费和强行剥削农村来发展经济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农村无法承载过多劳动力。为了解决问题，在财政政策上为了缓解外汇赤字压力过大开始扩张信用，增发国债；设立特区，承接外资对华投资；对城市国企管理进行改革，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以激发员工积极性；放开乡镇企业，缓解外债压力、拉动内需；农民恢复家庭承包，土地承包到户，取消公社以及公社衍生的各项福利，以减少财政负担。新兴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增发的货币，使危机缓解。

  税制延续了“包产到户”的思路，实行财政包干制。包干制使财政收入大部留在地方，上缴中央的过少，使得中央财政总是感到拮据，同时这种政策让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由于最初的制度不完善，官员考核制的单一——以GDP为指标，在它的强激励本身也内生出一系列的负作用，比如行政晋升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导致地方官员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催生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在政府职能呈现多维度和多任务特征时，促使地方官员只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许多长期的影响。

  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的目标是在保住公社各种体系和集体经济的同时，解开农民的束缚。强调实行多样的各种责任制的同时也强调“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强调“两不变”、“三兼顾”：“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兼顾，不能只顾一头。集体提留、国家任务都必须保证完成”。乡镇企业作为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后集体经济的表现，在政府的支持下快速发展。而在取消公社后为了保持农村基层组织的存在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税费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原本的人民公社是行政机构寄生于集体经济之中，征收成本低、效率高。改革后则是让基层政府在事实上的小农经济中自己收税费养自割细碎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政府与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二是自己收费养自己势必会出现“利益集团化”的问题。基层政府要想方设法加倍弥补拖欠，增加收入。而方法也很简单：一是提高标准，增加栏目，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二是增加收费人手，加强收缴力度减少拖欠逃费。但是增加人手就会增加支出，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搭车收费现象越发繁多，腐败、挪用、截留等问题越发严重，基层财政很快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而市场上价格实行的“双轨制”也给腐败留下了空间，暂时的商品短缺下带来了获取投机暴利的机会，“官倒”现象严重。在经济指标的反应上构造了很多虚假的需求，使得央行错误的计算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随着同时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被外国封锁，本身意图借助外资来推动工业化结构转型演变为中央财政赤字。政府强硬的紧缩政策也带来了“三角债”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经济过热，货币超发，生产停滞，通胀也变得严重，陷入“滞涨”。随后政府采取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成本向“三农”的转嫁，同时加强清理三角债工作。一方面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实施“两头在外”的经营方略，即乡己，而土地分镇企业让出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帮助国有企业渡过危机；另一方面减少对地方政府对党政组织、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此后国民经济由内需拉动增长转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在制度上消除了农村人口流动的障碍，农民工开始出现，取消了票证制度，中国开始货币化。

  政治风波之后，相当一部分改革派重新变回保守。然而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等各种新的国际局势变化让人意识到不进一步深度嵌入世界秩序之中就是死路一条。“南巡”重振了信心，加快了货币化和开放资本市场进程，市场再度陷入狂热的情绪。在经济飞速发展下中央开支激增，但包干制下产生了严重的收支不平衡。异常的投资情绪得银行业贷差严重，甚至于透支银行资本。对外资的债务使得外汇大量流出。最终94年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面对各方面严重的收支不平衡问题，央行增发货币政府增发国债，在外汇市场贬值本币，实行分税制改革调整央地之间的税权以开源，以及开始国企改革以节流解决财政赤字。国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私有化，地方基层政府不得不将治理成本进一步转嫁给农村；土地资源资本化，土地财政兴起；金融资本开始异化，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变为寻求利润增长的独立资本，同时造就了很多像大跃进时期的无效投资。

  就在国内经济逐渐平稳之时，国企的效率低下等积弊开始显现。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本希望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即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企业，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但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改革仅仅停留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面，并未涉及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这一核心。这一轮改革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失去了财政保护的国企接连亏损。95 年，国有企业的亏损总额达640亿元，亏损额比上一年增加 36.5%。同时，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66%，高于工业化国家企业的平均负债率水平。到了1996年，国企亏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国有企业破产总计 6232 家，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

  97年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外需市场下降，对当时已经依附于对外出口的国内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大幅下滑，供给高于需求，收入降低使得国内需求总量增速下降，导致通货紧缩。由于当时的地方银行由市政府任命，财政金融不分，而市政府又有需要保护本地企业不破产的动机，于是市政府会强令银行给经营不佳的企业贷款，使得银行的坏账率上升。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查账发现四大银行坏账率均在三分之一以上，远超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在央行发售特种国债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后，更加积极的推动金融系统改革，即银行市场化改革，财政、金融分家，银行商业化改制。同期开始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追加国债拉动实体经济和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化改革后金融资本崛起，金融的主导权从中央手中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金融资本出于风险性偏好，投向有政府信用兜底的大型国企，不愿意投向中小企业和农村，出现了中央层面的流动性过剩和地方层面的流动性不足的矛盾。而同时又面对着先前所说的严重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企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在职能、结构和利益上实现政企分离，以及推进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东北下岗潮顺其自然。